{首页}平台{门徒注册}操作指南2011年8月14日，我在参加荆州市文物局操办的考古学家滕壬生先生80大寿的寿宴上碰到了李伯谦教授，荆州博物馆原馆长、考古学家张绪球先生。

　　于是，我就某些问题请教这两位先生。我对李先生说：“李老师，您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请您从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角度谈一谈吧。”李伯谦先生告诉我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29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史籍和考古都证实，夏朝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农业型的国家。”“是不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农业国家，所以我们的桑蚕业就非常发达，我们中国的丝绸就享誉国外呢？”我一下子把话又转回到丝绸上来。

　　楚国制造上了。李伯谦先生感叹道：“楚国的丝绸谁能比啊！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精美的丝绸。甚至连马山出土的这么完整的古丝绸都没有见过。”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丝绸，也是楚地生产的。可以说，是楚国丝绸制造业的延续与传承。”

　　这就充分说明了楚国的丝绸生产，在当时就是中国第一流的，当然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了。”“既然楚国生产的丝绸这么好，那在楚简帛中有没有关于楚国丝绸技术与工艺水平的记载呢？”我问道。

　　非常肯定地说。“虽然关于楚国丝绸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水平，楚简中确实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楚墓中出土的遣策上，丝织品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楚国的竹简中，就有很多丝织品的品种的文字。这说明，楚墓的陪葬品中丝织品还比较多。”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丝织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文史资料显示，当时最为发达的是中原之地，史有“齐纨鲁缡”、“冠带衣履天下”之说，但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丝绸实物，几乎都发生在楚国地区，其中尤以湖南长沙市郊和湖北荆州最为多。

　　1981年至1989年间，湖北荆州九店共发掘了578座楚基，出土丝织品17件，麻织品四件。荆州望山楚墓出土丝织品35件，湖北荆门楚墓出土丝织品731件。上述资料，倒与《管子·小匡》的记载相吻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贡丝于周”，就连郑国的大商人也慕名前来，购买大量的丝织物品转销到郑国 。

　　不仅仅是古文献资料，在一些古代诗人的诗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荆州歌》：

　　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

　　我们从李白的诗中看到，五月的荆州大地，麦浪涛天，麦子熟了，蚕蛹化茧，蚕蛾破茧而出，姑娘们在缲丝中思绪随着飞蛾飞向夫君，思念之情多得超过了满天舞动的蚕丝。

　　楚国共有花色繁多的绢、绨、纱、罗、绮、绵、涤、组、缂，九大类，数十种颜色，工艺繁复。楚国人还发明或广泛使用了提花织机，适应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织出凤鸟图纹，繁杂且灵动。这在马山一号楚墓的出土丝织品中，都得到了证实。

　　“湖北一带的蚕织业的兴起和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兴盛密切相关。楚国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发展蚕织生产。《管子·小匡》中有楚国贡丝于周室’的记载，足见当时楚国蚕丝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在长沙仰天湖出土的楚简中记载有缟、罗、锦、缦等丝织品的名称。这在江陵马砖一号战国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中基本得到证实。该墓出土的夹袱锦面，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一种锦。这一切都表明，战国时期楚地丝织生产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书中还说：“长江流域的蚕织生产区域主要在今湖北、浙江、江苏一带。春秋时期楚国的地域大约为今湖北全省，陕 西、河南、四川一部分。蚕织生产较发达。从《史记·楚世家》所记吴楚边邑为争桑引起战争史实来看，楚国对蚕桑生产是相当重视的。《左传》载：鲁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将大量的丝制品一一组、练用于军队，足以证明是本地所产。同时，楚国还将丝织品输至黄河以北的晋国，说明当时楚国丝织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B.家蚕与野蚕“文化这种东西是具有很多特点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扩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发明创造，立即自动地传播开去。”

　　“长江中上游的宜昌峡江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书中分析了长江流域纺织技术产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长江流域地区的纺织技术是在搓绳织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采集、捕鱼以及狩猎活动中，经常需要编结一些网状和筐状工具或盛器，在长期的摸索中，先民们逐渐掌握了利用草茎、树皮等纤维搓制绳索技术，即所谓结绳而为网兽，以畋以渔’。”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开始利用植物纤维进行简单的编织，原始布帛就这样产生了。刘克祥先生说：“我国的麻、葛纺织在新古器时代中期出现以后，到商周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并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基本分工和农户家庭经济结构。”

　　中国最早出土的纺织品并非出自楚地，而是于1959年发现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史前遗址。考古队员们在距今六七千年古遗址第十层地层中，发现了三块已经碳化了的纺织品实物。这三件考古发掘出土的纺织品，虽然不是丝织品 ，但是，是以纬起花的罗纹织物，其密度是经线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

　　这些以野生葛作为纤维原料的纺织品，所织的花纹虽然比较简单，但充分说明了马家浜人在审美上已有了相当的追求。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的经纬交织，其纺纱与织造技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此纺织品非彼纺织品，但是，编织技术就是原始纺织技术的先声。只不过，我国真正的丝织品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同样还是在太湖流域。几乎在马家浜纺织品文物出土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吴兴县的钱山漾地区，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遗址，出土不少麻、丝织品。麻织品中有麻片残片、细麻绳；丝织品中有绢片、丝带、丝线等。这些麻、新航官方注册丝纺织品，大部分都装在一个竹筐里。此外，在编号12和14号的探坑里，也有少许麻织品的残片出土。这些麻、丝织品 ，除了一小块绢片外，全部碳化，但仍有一定的韧性，手指轻轻触及时，还不至于断裂。

　　钱山漾出土残绢的组织密度，居然达到了每时蚕丝120根。可是，六七千年前的古人能够织成如此先进的丝织物吗？

　　“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内，曾发现的丝织品有残绢片、丝带和丝线根单线股织成。绢片的经纬度每平方厘米48根，系缫后而织的。这是迄今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说明我国的蚕丝工艺历史悠久。虽然说，钱山漾残绢片与现代织物精密度相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粗放的简单的平纹结构织物，然而，在距今近5000年前出现这样的织物，在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无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那么，钱山漾残绢的原料是采集的野生蚕茧丝，还是饲养的家蚕茧丝呢？

　　残绢是缫而后织的，应是家蚕丝织物。同时，对这些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纤维原料进行了科学鉴定，确认为家蚕丝。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最完整的丝织品。这充分说明，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饲养家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这一估计提供了佐证。饲养家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条件是人类进入农耕定居生活，而且从“耜耕农业” 发展到“犁耕农业”，男子代替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妇女退居次要地位，担当起养蚕、纺织这样的劳动。这时候，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商品交换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民族内部发生贫富分化。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平均值为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左右。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平纹绢残片说明，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丝织技术已经出现，虽然还仅仅只是单一的平纹织造工艺，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纹绢是人工采集野蚕之茧的最初产物。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人工采集野茧，作为家庭丝织物的原料，不仅存在于原始社会，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尤其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表现较为突出 。后来，考古学家又在1998年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一次考古中，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这些丝绸碎片，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久远的、真正意义上的出土丝绸。考古学认为，我国的桑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地区都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养蚕文化。刘克祥先生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两个地区蚕桑丝绸生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平行的和各自独立的，既无明显的时间先后，也无明显的传播和承接关系。”